当今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以及大众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充沛，体育健身也普遍成为老百姓选择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出对“全民健身”的提法与以往明显不同，“全民健身运动”改为“全民健身活动”，“活动”取代了“运动”，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变化，却另有一番深意。

首先，反映出在国家层面上更新了有关体育的发展理念；其次，反映出体育健身需求应该被包含在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最后，反映出这种惠及全体人民的、形式灵活多样的、可以经常参与的“分散性行动”取代了过去有目的、有组织而且声势宏大的“集体性行动”，当前，在个体层面，体育健身已经成为改善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在国家层面，“全民健身战略”已经成为“健康中国战略”成功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健身将会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认识你自己”一直是西方哲学所履行的格言。

那么，对于人的自我关怀与自我提高以及如何使人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也就成为哲学应尽的分内之事，本文尝试着从“存在论”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思考、解析并阐述体育健身作为“身体化”审美活动之基本内涵，作为“身体化”审美活动的体育健身其哲学基本理论要素、所呈现的审美特性、体育健身与人的生活品质的思考以及体育健身的哲学阐释对于我国体育产业的启示等。

在文化中，人们把身体当成物质客体来认识，如何才能更真实地认识对象与最大限度地发挥理性精神有关，因此，认识问题也是有关主体意识的问题，而不是身体的问题，而在提倡灵魂至上论的基督教传统看来，人们关注的应是克服肉体欲望的阻挠从而达到精神的提升，其最终落脚点和最终目的是精神的修行，所以，在西方传统哲学看来，关于人的问题的核心始终应该围绕着精神的“纯洁与神圣”与否，不能偏离。

从19世纪的尼采开始，到20世纪的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生命哲学、后现代哲学以及身体美学等逐渐瓦解了整一的、稳定的、无时间性的主体观，研究重心越来越偏向注重个体性的、动态的、有生命的身体，为20世纪中后期的身体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尤其是法国学者莫里斯·梅洛-庞蒂和米歇尔·福柯以及美国学者舒斯特曼有关身体的思想，为欧美身体研究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初兴起的现象学是对传统哲学的理性认识的又一次追问和质疑，传统哲学预设了精神性的“我”的存在，而现象学一步步指出“我”并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实体，“我”与境域相关，是时间性的、空间化的。

首先，身体不是物体，是与世界彼此交融彼此沟通的情景化肉身，其本质上就是灵肉统一的，我们无法把灵性从身体上剔除出去，就像无法把身体与世界完全剥离开来一样，其次，身体及其体验是人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基础，身体思维是理性概念建立的根基，没有身体及其经验的类比，我们就无法同化陌生事物，更谈不上赋予他们以意义，身体是置身于某处的身体，世界也永远是人体眼中的世界，主体与客体其实密不可分，最后，由于身体是不断投射并融入世界的身体，所以，拥有身体就拥有投入世界、与世界相融的能力。

我们熟练地通过身体与世界打交道，与世界融合在一起，梅洛-庞蒂干脆指出，“我”就是身体，境域中的“我”不是在理性地、保持距离地认识世界，而是我与世界本是一体，原本就粘连、融合在一起，他的这一身体观彻底颠覆了被西方传统哲学所奉行的精神/灵魂中心主义论，使研究中心转向了身体，树立了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并为身体研究的后续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石，梅洛-庞蒂的身体研究，促使人们对身体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变革。